若我都忘，誰來記得？
當今大馬團隊 | 發表於 2019年5月14日上午9點34分 | 更新於 2019年5月14日下午5點18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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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前言】
經過漫長的半世紀後，513暴亂仍是馬來西亞的歷史瘡疤。它不僅是人們不願多談的禁忌話題，更是政客經常操弄的白色恐怖。
1969年10月，國家行動理事會發表了《513悲劇報告書》，不過，關於事發經過、死傷人數、責任歸屬，仍舊存在許多謎團和爭議。
為此，《當今大馬》制作“513半世紀”系列專題，透過官方報告及相關書籍重現事發經過，搜集目擊者及罹難者家屬的口述歷史，以及探析學者和社運分子對族群和解和轉型正義的觀點。
惟有直面多重敘事的歷史事實，人們才有可能從社會集體記憶和創傷出走。
本系列文章含有當年致命騷亂的細節，但並非所有資訊都可獨立驗證。
回顧513歷史事件時，經常只淪為“大寫的歷史”（History），罹難者只剩下一組數字，面孔模糊不清、沒有姓名。50年後，這個歷史創傷仍是個禁忌話題，仍在世的罹難家屬經常活在恐懼的陰影下。他們明明最靠近這段歷史，卻往往成為最失語的一群。
罹難家屬經歷生命的劇變後，究竟如何走過後來的人生？他們痛失的親屬好友當初又經歷了哪些事？
吉隆坡甘榜巴魯希律（Jalan Hale，今已更名 Jalan Raja Abdullah）曾有一戶黃姓大家庭，10名家人中，有5人在暴亂中遇難喪生。
1969年513事件爆發時，黃大姐是一個24歲的女孩。離家出外工作的她，就在一夜之間痛失5名家人，包括74歲的祖母、50歲的母親、18歲的妹妹，還有兩名分別14歲和10歲的弟弟。
“關於這段記憶，這麽多年來，我一直不敢想、不敢提、不敢問，因為我很痛苦。”
轉眼間，黃大姐也年屆74。她至今都還不知道她的親人葬身何處，50年來也沒有機會拜祭他們。
黃大姐接受《當今大馬》訪問時，低頭掩面痛哭，半分鐘後，情緒才平復過來，“我真的很想把我遇難的家人都通通忘記，可是我不敢忘記。如果連我都忘了他們，還有誰會去記得？”
513事件的罹難人數眾多，大部分非穆斯林死者最後葬在雪州雙溪毛糯（Sungai Buloh）的墓園，而穆斯林死者則葬於雪州鵝嘜（Gombak）。根據官方報告，只有8具罹難者屍體歸還親屬安葬，其余皆由政府處理。
親人在暴亂中喪生，家屬未必有機會送他們最後一程，不少罹難者的身份無從識別，因此葬身在雙溪毛糯墓園的多個墓碑上，寫著“無名氏”（unidentified chinese）。
“這起事件發生後，一直沒有人來給我們一個說法或交代。我們只能一直哭一直哭，然後，生活慢慢恢復正常。其實，我們家屬內心一直都有一個很大的缺失，我們少了一個了結。”
“......現在，我鼓起勇氣將我家裏的事情說出來，是因為我要讓大家知道暴力的可怕，我要讓大家知道我的痛苦，我要讓大家記得我的家人。唯有當大眾都開始去記得歷史，作為遇難者家人的我們才能放心忘記他們、放下過去。“
以下是黃大姐對513事件的記憶：
我已經不記得我是否有在1969年投票。當時，我對政治根本不感興趣。我相信，我的其他家人也是如此，否則他們不會對家門外醞釀中的動亂一無所知，最後遭圍困而死。
我們是一個典型的底層家庭，一家十口住在希律一間租來的平房。513事件爆發時，我們幾個大的孩子都在外頭工作，這也是我們都活下來的原因。
513那一天，我人在適耕莊，同事們還覺得高興，“啊，戒嚴了，我們可以幾天不用上班啦。”當時，我根本不知道吉隆坡發生什麽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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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513騷亂後，黃家被燒成廢墟。圖為黃家同排房屋的情景，攝於513事件次日，由動畫工作者哈山（Hassan Muthalib）拍攝和提供。他的住家與黃家相距僅50米。513事件次日，他拍下黃家同排房屋的情景。 |
幾天後，通訊終於恢復。我弟弟從吉隆坡打電話來告訴我，留在家裏的5個家人全部失去音訊，頓時讓我覺得晴天霹靂。
解嚴後，我顧不上危險，顧不上同事的阻攔，忐忑不安地乘的士到巴生的姑姑家，和其他幸存的兄弟姐妹會合。從巴生，我們5個兄弟姐妹再想辦法來到吉隆坡。
到了吉隆坡，從警察局到醫院，我們像盲頭蒼蠅，到處都找過。“到底我們的家人在那裏？為什麽他們不聯系我們？”
廢墟中的一具遺骸
事發大約10天後，吉隆坡市中心終於解嚴了。我們總算可以回家了。
回到本來是住家的現場，我什麽都不認得。整排房子燒掉了，一切面目全非。空氣中濃烈的屍臭味，我忍不住蹲下來嘔吐。
廢墟中，我約莫認出了我們客廳的模樣，也看到了一具上半身只剩下骷髏骨的遺骸。誰？是誰？
“阿川，是阿川啊！”從遺骸腳上穿著的鞋子，我認出來了，那是我14歲的弟弟晴川的腿！
一時間，我只懂得蹲在地上痛哭。阿川是我們黃家最優秀的孩子，本來是我們全家的光榮和希望，但是他竟然死了！
華人用萬箭穿心、肝腸寸斷來形容心靈創痛。惟有經歷過的人，才知道這是多麽貼切的說法。這麽多年後，我還記得當初那種的痛楚。
其他兄弟在廢墟裏找到晴川的二胡，還問我要不要撿起來。我萬念俱灰，告訴他們：“以後睹物思人，看到就傷心，這種東西通通不要了”。
後來，我真的很後悔。雖然我完全不想看、不想提513事件，但是我還是認為，當初應該把那把二胡留下，當作一個紀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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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黃家原本一家10口，其中5人在513事件中遇難（見圖）。左起為妹妹黃毓秀（18歲）、弟弟黃晴川（14歲）、祖母林氏（74歲）、母親陳美月（50歲）和弟弟黃浩然（10歲），弟妹皆為吉隆坡中華中小學學生。 |
我不停不停地在哭，腦袋空白一片。後來的許多事情，我已經不記得了。我只約莫知道，大哥去了諧街（Jalan Tun HS Lee）的警察局，看照片認出了其他3個家人。他們都遇難了 。
【黃家大哥在警察局看照片認得的死者為林氏、陳美月、黃浩然。黃毓秀在事件中失蹤，而後警察局發出失蹤人口信給家人，指稱相信她已經死亡。】
大哥說，所有人裏，只有我祖母的遺容“最幹凈”。其他二人的死狀到底如何，他沒有說，我們也沒問。
警察告訴我大哥，罹難者的遺體都葬在雙溪毛糯。到底在雙溪毛糯的哪裏？我們都不知道。
我們剩下的幾個兄弟姐妹，從來沒有想過要去尋找墳墓。幾十年來的清明節，我們從來不曾拜祭。事實是，513事件之後的幾十年裏，我們都絕口不提513。就算偶爾提到，大家都很有默契地馬上轉移話題。
我們都知道，這是我們共有的最大傷口，沒有人敢去觸碰。後來，我孩子出來工作後，說要替我找他們的墳墓，我也拒絕了。
什麽祭拜、什麽儀式都是假的。找到了墓碑又能怎樣？拜祭了又能怎樣？難道他們能夠死而復活嗎？
“為何死的那個不是我？”
513事件後，我曾經一直問自己：“為什麽死的那個不是我？”如果我死了，至少我就不會那麽痛苦了。
沒有經歷過的人，是不會明白那種撕心裂肺的痛。
不知道有多少個晚上，我不能睡覺。不知道有多少次，我都難過得想去死。只要白天一提起這件事，我就會整個晚上不能合眼，覺得日子過不下去。
所以，關於513事件的回憶，這麽多年來，我一直不敢想、不敢提、不敢問，因為我會很痛苦。大火也把我們家的照片燒個精光。
因為一直不敢去回想，很多年後我才突然發現，原來我已經想不起我媽媽長什麽樣子。甚至，我的祖母、我的兩個弟弟和那個妹妹，他們的面目都非常模糊。為什麽我會把他們忘記了？
【經過記者後來對黃家其他兄妹的訪問，發現當中仍有人存有數張從廢墟中撿回來的照片，但是由於五個幸存的兄弟姐妹常年對513事件避而不談，所以黃家大姐已經遺忘此事。黃大姐經此次訪問後再次看到母親和其他弟妹的照片，但此時，已經是513後近半個世紀的事情了。】
其實，我真的很想把他們都通通忘記，可是我不敢忘記。如果連我都忘了他們，還有誰會去記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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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圖為黃大姐祖母的死亡證，死因註明為“砍殺”（KENA TETAK）。 |
後來我結婚有了孩子後，偶爾和子女一起去小旅行時，都會想起我那個苦命的媽媽。我總在想：“如果我當時也能帶上我媽媽，和她一起旅行就好了。”
我媽媽一生勞碌，結婚生子後，困在希律的那間小房子裏照顧一家大小十幾口，連離家遠一點的地方都沒去過。如果沒有發生513事件，再過幾年我的弟妹很快都會畢業出來工作，她就可以過上好一點的日子了。
可惜，她一直沒有等到那一天的到來。
我那3個遇難的弟妹，性格比較木訥文靜，但全部都是能讀書的小孩。
我的妹妹毓秀遇害當年只有18歲，在吉隆坡中華獨中就讀高三，正值豆蔻年華。關於當晚的情景我耳聞許多，但一直不敢去想象，在那麽多暴徒包圍的情況下，她在人生的最後時刻到底遭遇了怎樣的折磨。她的命運一定很悲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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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為黃晴川來不及領取的獎杯，1969年遇難後，由姐姐於同年年底到校上臺代領。
晴川來不及領的獎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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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和最小兩個弟弟的年齡差距比較大，分別比他們大10年和14年。我們的父親早逝，很早就成為沒有爸爸的小孩，而且家裏又很窮，所以我特別疼惜他們。
晴川死時只有14歲。他的死也最讓我痛心。他個性靦腆安靜，是一個十項全能的優異學生。當年我們家裏根本沒有多余的錢去特別栽培他，但是他卻樣樣無師自通。三語演講、作文、書法、籃球、唱歌、二胡、繪畫，他樣樣精通。每次考試和比賽，他都拿第一。
1969年底，我妹妹哭著去中華國中的校園頒獎禮，上臺替晴川領了3個獎。那是他在1969年遇難前幾個月在學校贏得的獎項，分別是籃球比賽冠軍、英語演講比賽冠軍、華語演講比賽冠軍。
他以前贏得許許多多的獎牌，全部都在513騷亂中被燒光了。他是一個那麽難得的人才，如果當年沒有遇害，日後必定大有作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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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圖中前排左一為黃晴川，照片原攝於1968年，是家人後來向其同學借來，到攝影館翻拍且僅存的惟一影像；右側是黃晴川的畫作以及撰寫於1968年的作文，題為《我的家庭》。 |
我最小的弟弟是黃浩然，患有小兒麻痹癥，自小就瘸了一只腳。他4歲就沒了父親，大家都很憐憫他，也是家中最得寵的小弟弟。
小時候，我會讓他坐在我大腿上，把他抱在懷裏親親他，嗅嗅他的乳臭味。在適耕莊時，我還會寫信回家給他。信裏頭一半是文字、一半是圖畫，鼓勵他要好好聽家人的話，誰知他卻始終無緣長大。
從小我就和目不識丁的老祖母同睡一間房，一直到我19歲離家外出工作為止。每天晚上，我都聽她絮絮地說著她家鄉的故事，摸著她冰涼發皺的手臂入睡。
我的祖母不殺生，持素了幾十年，每天在家都披著袈裟敲木魚、拜佛念經。她那麽瘦弱，暴亂當晚暴徒只要推她倒在地上，她就沒有了。
他們一點抵抗力都沒有
我經常設想，他們在人生的最後時刻，到底有多驚恐、多無助？他們5個人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全都是老弱婦孺；他們一點殺傷力都沒有，也一點抵抗力都沒有。
513事件發生時，我們活下來的幾個兄弟姐妹都非常年輕，最大的27歲，最小的才17歲。全部人都手足無措。沒有人教我們應該怎麽辦，只懂得一直不停地哭，連續哭了好幾個月。
我們的家當全部燒毀了，長輩和弟妹也死掉了，我們名副其實地“家破人亡”。後來，政府安排我們入住敦拉薩路17樓組屋，但是我們各自在不同地點工作，5人中只有兩人常住那裏。
從此以後，我們就再沒有“回家”的概念。我們的家散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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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黃大姐和黃浩然的合照，約攝於1964年；右側為黃浩然四年級時的音樂課本，以及在另一課本的塗鴉。 |
冀設立紀念碑悼念遇難者
當年幹下這些暴行的暴徒，我相信還有很多仍然在世。我不知道這些年來，他們會不會良心過意不去、會不會懺悔？為什麽他們那一刻可以那麽殘忍？
以前，我們家對面就是馬來甘榜，我們和這些馬來鄰居雖然不相往來，但是卻相安無事，相處和諧。我始終相信，513暴動是有組織的外來群眾行兇事件。我不能相信，我的馬來鄰居會殺害我的家人。
這起事件發生後，一直沒有人來給我們一個說法或交代，我們只能一直哭一直哭，然後生活慢慢恢復正常。其實，我們家屬內心一直都有一個很大的缺失，我們少了一個了結。
總有一天，得有人給這些罹難者一個公道，要給家屬一個交待。即使我有生之年看不到，我也希望我的下一代能得到答案。
我希望有關當局能夠立一個紀念碑或紀念館，把受害者的名字和生平刻在上面，讓世人知道，一個10歲的孩子，沒有理由要承擔這樣的罪過。
我要讓後世的人知道，他們是多麽地無辜和冤枉。我希望，歷史永遠永遠不要重演。
其實，我一直都不願意提起這段往事。現在，我鼓起勇氣將家裏的事情說出來，是因為我要讓大家知道暴力的可怕，我要讓大家知道我的痛苦，我要讓大家記得我的家人。
惟有當大眾都開始去記得歷史，作為遇難者家人的我們，才能放心忘記他們、放下過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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